我国许多钢铁企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和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扩张，许多钢铁企业已处于城市包围之中。初步统计，我国约有60多家钢厂分布在省会和大中城市。随着国家对环境要求的日益趋严，有些城市采取让钢铁企业搬离的手段以实现环保达标。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对于城市钢企来说，搬迁是应对环保压力的唯一选择吗？是否只有搬迁才能涅槃重生？首先让我们看看日韩城市钢厂的做法。

日韩城市钢厂发展案例

日本北九州钢厂与城市的共融——

北九州市位于日本九州岛的最北端，20世纪50年代以前煤炭资源较丰富，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煤炭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在海外廉价石油大量输入的冲击下，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依靠煤炭资源的钢铁企业也面临资源优势的消失和城市节能环保的压力，北九州八幡制铁所为了响应市政府污染物“零排放”政策，通过技术改造、创新达到了与城市共融发展目的。目前北九州已成为日本“环境示范城市”。

为了实现与城市共融，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大量投资先进的循环利用技术，从1960年到2003年，日本中央政府、北九州地方政府和各大企业总共投入了8000亿日元资金，以发展地区循环经济。例如：使用液压机把废塑料品挤成5~6平方米的压缩包，随后送进真空焦炭炉，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塑料和煤开始分解、融合，产生了焦炭等可以为多种工业部门利用的原料。

在循环经济中，虽然企业仍是主要的投资来源，但政府出台的政策更为重要。如2005年1月份日本开始实施的《汽车报废回收再利用法》规定，无论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日本消费者必须根据车辆排气量大小缴纳1万~1.5万日元(800~1200元人民币)的报废处理费用。这些收入最终会转拨给八幡制铁所等承担循环任务的企业，以扶持循环经济。如此的政策安排，刺激了重工业企业在循环经济上的投入，却并没有增加政府的负担。

迫于社区压力的北九州市政府也从来没有鲁莽地搬迁企业。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九州市政府所做的是精确地测量污染状况，在科学评估基础上，逐个和工业企业达成防止环境公害的协议。

韩国首尔重污染企业搬迁的失败——

为解决汉城（于2005年更名为首尔）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韩国政府于1971年、1977年和1979年先后颁布了《污染防治法》《工业布局法》和《汉城城市发展计划》。其主要目的是要求汉城的污染企业搬迁，被搬迁的企业中很多在安山重新建厂。

安山位于汉城以南30公里，1997年开始被韩国政府列为板屋工业园区，主要用于处理汉城的废弃物以缓解汉城的环境压力，很快这个工业园就发展成了安山市。

汉城市政府对搬迁的污染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税收措施以促使其搬迁，如3年免税，2年减税。搬迁始于1978年。1979年，1813家严重污染企业和居民区内的企业搬出了汉城，1980年搬迁企业达到了2058家，到1992年底已有1168家从汉城搬出的企业落户板屋工业园，其中551个是从汉城中心区搬迁的。在搬迁到板屋工业园的企业中，48.3%从事金属加工，19.3%从事化学生产，14.1%从事染料和皮革生产。

由于污染企业集中(如污水处理厂、固废焚烧厂)且与居民距离很近，因而安山市产生了很严重的空气污染。2001年，板屋工业园测定的二噁英的浓度是全国平均浓度的8倍。

水污染是安山市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世瓦湖是一个面积达56.5平方公里的人工海水湖，原本是用于向海岸边的居民供水(海水转化成淡水)。1994年堤坝完工后，高浓度的排放污水引起了严重的污染。调查发现安山市和板屋工业园是湖水污染的罪魁祸首。每天排入世瓦湖的污水BOD（生化需氧量）达26973千克，其中27%来自板屋工业园，25%来自安山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而且湖水中65%的氮和62%的磷来自安山。

安山的环境污染是由几个潜在因素造成的。第一，工业搬迁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汉城的污染问题，而没有考虑安山市的污染承受能力。第二，没有制度和规定要求搬迁企业对环境的破坏负责。第三，安山的城市发展规划不合理。按照规划，安山市的人口2002年将达到30万人，各种基础设施也是以此为标准设计的，然而1991年安山市人口已超过30万人，2001年达到了58万人。这种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搬迁企业大量雇佣工人所致，如板屋的10万名工人大部分住在安山市。1975年~1989年，安山市平均年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1.2%，是首都汉城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

上世纪90年代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环保组织不得不花大代价对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治理。

搬迁不是城市钢厂发展的唯一出路

通过上述国外钢企应对环保问题的案例介绍，笔者认为，可以吸取几点经验：

一是通过治理污染、升级改造，使之与城市协调共融，甚至可以成为城市功能一部分。国外不少钢企已经可以做到与城市和谐发展，甚至可以作为城市功能的一部分。比如：日本的钢企几乎都可以被称为城市钢厂，其环保水平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的环保要求。日本北九州的经验表明，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实现与城市共融发展，而且还可以承担一部分城市功能。如新日铁的城市开发，JFE的城市废塑料的消化等。韩国浦项公司环境监测系统与当地环保部门直接相连，其钢厂所在地的空气质量甚至比韩国首都的空气质量还要好。因此，城市钢厂如果充分重视环保，并努力承担部分城市功能，是完全可以与城市协调发展的。

二是城市钢厂可选择关闭或转型发展。对于在环保治理和产业升级上没有改造空间的钢铁企业来说，可直接关闭或转型发展。如德国西部的“煤钢基地”鲁尔地区，通过对落后老企业实行关闭、停产和合并政策，将现有资源集中到盈利水平较高的大企业。我国杭钢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其非钢产业特别是房地产、物流运输已形成了较大规模，成为承接杭钢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从国外城市钢厂发展历程和搬迁案例来看，单纯因为环保原因而外迁的案例很少且韩国的搬迁是失败的，城市钢厂搬迁不是唯一出路。对于总图布置不合理难以进行技术改造，特别是难以围绕节能环保目的进行改造、人力和运输成本过高导致难以生存、置换出的土地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等，城市钢厂关闭或转型发展可能是一个较合理的选择。

三是城市钢厂搬迁要充分考虑资金、土地、债务、职工安置、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由于钢铁生产装备的特性，可搬迁利用的设施并不多，异地搬迁实际上就是新建。大规模搬迁还会导致新的生态环保、巨额呆坏账、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如果搬迁后恰逢市场低迷，造成连续多年亏损，对企业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因此，城市钢厂搬迁之前一定要做好统筹规划，充分考虑资金、土地、债务、职工安置、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

未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多的钢厂面临是否搬迁的选择，而选择关闭、搬迁还是转型发展其他产业，要根据钢厂的定位、品种结构，以及新建或迁入地的经营环境而定，而且要考虑整个行业的布局优化调整。